唐代柳宗元在《蝜蝂传》中说，有一种好负重物的小虫子，爬行时遇到东西，总要捡起来，抬起头使劲地背上它。背的东西越来越重，即使疲劳到了极点，还是不停地往背上加东西。蝜蝂背部非常粗糙，东西堆积在上面散落不了，这样，终于被压得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。
有人很同情它，便替它去掉背上的东西。但是它只要能爬行，仍要背上许多东西，直到扑倒在地。这种小虫子还喜欢往高处爬，用尽了最大力气也不停止，一直到摔死在地上为止。
《道德经》说：“祸莫大于不知足，咎莫大于欲得。故知足之足，常足矣。”最大的罪过莫过于放纵自己的欲望，最大的灾祸莫过于不知足，最大的过错莫过于贪得无厌。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，所以一个人自己知道满足而得到的满足，才是真正恒久的满足。
《道德经》为什么好像总是在教人去“退”，而很少激励人去“进”呢？因为懂得有为的有志之士很多，但懂得无为的有道之士很少；“敢为天下先”的勇敢者很多，但“不敢为天下先”的明智者很少；好高骛远的强行之人很多，但守柔处下的清静之人很少。
《道德经》说：“明道若昧，进道若退，夷道若颣。”光明的道路在我们眼中好像昏暗不清；前进的道路在我们眼中好像在后退；平坦的道路在我们眼中好像崎岖不平。
所以往往是这样：想要走捷径，结果却绕了更多的弯；想要快速到达目标，结果却偏离目标更远。因为不懂得“后退”，因为一意强行。
因此《道德经》又说：“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。揣而锐之，不可长保。金玉满堂，莫之能守。富贵而骄，自遗其咎。功成身退，天之道。”
一直盛放的快要满了，不如适可而止，否则接下来就会遭到亏损。正如已经把利器打磨得不能再锋利了，接下来就只能残破变钝。在富贵权重的时候骄横，只会给自己留下祸端，因为不可能一直富贵，一直掌权。
狂风骤雨不能持久，极致的状态不可长葆，因为偏离根本太远。“盈”为“有”之极也，“锐”为“强”之极也，“贵”为“高”之极也，“富”为“多”之极也。所以事情做成了，目的达到了，也就是需要重返本源，复守根本的时候了。这个道理源于上天，唯有道者能明。
天地之间，不就像一张拉开的弓一样吗？弓一旦拉开，就有一种往内回缩的力量，它会把处于高位的东西往下拉，把处于低位的东西往上扯，把多到有剩余的东西减损，把少到有不足的东西补充，把失常的东西最终拉回常态。
但人们却会把本来就很多的东西继续累加，把本来就很少的东西继续减损。一个人在某方面有了长处，得了名声，就会被继续称赞抬高，以至名不副实。而一些在某方面有了缺陷，被人看不起的人，却往往会被贬损至一无是处。这不正是本来就多余的反而让他更多，本来就缺少的反而让他更少吗？
因此圣人做出了成就也不自恃，成就了功业也不居功——“是以圣人为而不恃，功成而不处，其不欲见贤”。圣人这样做，正是不想让人们把贤能的名号加在他的头上。
如果圣人占据了功劳，接受了赞赏，成就了名誉，必然也会被进一步抬高至无以复加的地步。泰然而处于高位，却脱离了自己的根本，就好像鱼儿离开了生养自己的深渊，大树拔脱了自己的根柢一样。如此则鱼死树枯，因为天道抑之。
有道的圣人，是不会去顺应人之流俗而违背天之道的，故而“不欲见贤”；故而“建德若偷”；故而“我独异于人，而贵食母”；故而“列子居郑圃，四十年人无识者”；故而老子骑牛西去，不知所踪；故而道者隐于无名。
天道规则如此，高者抑之，下者举之。如果一直处下，无论有多少东西来填充还是处下，就会一直受到天道往上拉的力量。如果没补几下，满了，甚至还高出来了，那非但不会继续受到往上的拉力，反而会受到往下的压力。
“大盈若冲，其用不穷”，最大的充盈看起来好像永远都是空的，怎么也装不满它。不满，留空，才会不断有新鲜事物来填充，这就是人为何不能自满。俗话说“满遭损，谦受益”，你觉得满了，就不会再有东西来填充了。
不自满与不知足并不等同，它们具有本质的区别。在地上挖一个坑，等着水自己来填充它，这叫作守柔、处下、谦虚。坑永远不满，就永远能有东西来填充，这叫作不自满，叫作能容，则天道自会“损有余而补不足”。
地上没有坑，水不能自己来填充，却去主动收集水，把它们搬运过来堆积起来。这叫作主动去追求，勇猛精进，“损不足以奉有余”。我们往坑里填土，不管填多少，只要坑不满就可以一直填下去。但如果我们把土堆积起来，堆到一定的高度就必须停止了，否则就会造成坍塌。
所以“不自满”的前提，是“虚”，是“缺”；而“不知足”的前提，却是“盈”，是“满”。这正是二者之间最大的区别。所以，“器量”很重要，“格局”很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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